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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喜欢将当今社会某些弄虚造假等不良现象归咎于改革开放,常常发出所谓“人心不古”的感慨。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古代社会并非中国人的道德天堂。试以明清事例说明之。

  在明代,银子是通用货币,一些人造假银币的水平极高,他们在白银内添加或包藏铅、汞、铜、铁等金属。假银的名称数不胜数,银锭有摇丝、画丝、吹丝、吸丝、茶花、鼎银、吊铜、包销银等。明代有人除了造假银,还喜欢制假药。陈铎《折桂令・生药铺》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哪辨炎凉。”明代富人收藏古董已成潮流。为了牟取暴利,某些文物贩子“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明代少数文人还喜欢给别人伪造家谱、族谱,以此谋利。比如,有个叫袁铉的文人“绩学多藏书”,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

  明代如此,清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进历程》一书载:乾隆初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进入广州湾,修理船只,进行补给。那时的清朝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人性之奸滑却无所不在:英国人花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英国人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那是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安森在1748年出版了一本叫作《环球旅行记》的畅销书,对上述事情做了明确记载。几十年后,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某次,吃饭时厨师给他们上了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了一条腿,当使团的人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厨师便笑着将少了的鸡腿送过来,一点也不脸红。

  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有权者可以操控众多的社会资源,无权者却只能老老实实听从强势者的使唤。这就使得社会的精英人物少有做民众道德榜样的意识。他们呈现于民众面前的往往是露骨的傲慢、明目张胆的谋私、彻头彻尾的虚假。明代东厂、西厂的特务们是那个时代的公职人员,他们经常无中生有地陷害富户,你舍得大把花钱,他就放过你;不给贿赂,就给你罗织罪名往死里整,有时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嘉靖时的两广总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因为善于走上层路线而走红。清代的官员奸得更加大胆,他们甚至敢欺骗皇帝。1841年3月,湖南提督杨芳受命抵达广州,参与对英作战。在他主持军事的几天里,英军连续攻克磨刀、飞舒阁等而抵达广州近郊的莲花山。只是义律不知道原先主持广东谈判的琦善已被革职,在3月16日还给他发了一份照会,要求停战谈判。照会由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送往省城,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炮台开炮轰击,小船只好折回。杨芳将这件事写成奏折时极尽渲染,说这是“凤凰岗大捷”。这让道光皇帝梦里都被笑醒。不过,杨芳没有想到,“大捷”之后不久清政府就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又是赔款,又是开放口岸。官吏们一个个品性沦丧,想让老百姓道德高尚,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古代社会有法律的历史非常悠久,秦代就有完备的《秦律》,但有法律并非就有法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犯法者会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往往不取决于其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过硬的背景。在传统社会中,正因为历代的执法充满了选择性,所以法律的威慑力当然也就很低,官民为人处世更多地依赖于利益法则。

  人性之奸是社会的毒瘤,必须彻底切除。但要改造人性之奸,是不能靠复古的,还必须依靠文化与体制的革新。所谓“人心不古”,当休矣! (作者游宇明 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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