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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新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摄

  黄洁夫或许是医卫领域中最忙碌的退休高官。

  他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会长。

  每个头衔背后,都是这位70岁老人为之奔与呼的公共事业。

  从某种程度上,他有一个退休官员的生活节奏,在两会期间每天也坚持写毛笔字,最近在抄写《兰亭集序》;然而,他的视野从未远离社会,亦从未缺席与器官捐赠和控烟相关的重大场合。

  谈器官捐献

  前两月器官移植手术比去年同期翻倍

  新京报: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一年来,器官捐献情况怎样?

  黄洁夫:以前的器官来自司法渠道,质量没有保障。如今器官来自于医院而不是刑场,所以更加安全。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器官移植手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在未来几年内,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手术的第一大国。

  新京报:你今年的提案是呼吁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器官移植的手术很多,为何特别呼吁这个?

  黄洁夫:器官移植事业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去年,我国已实现了移植器官全部来自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变成公开透明的医疗服务。

  肾移植救治尿毒症病人,属于政府应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也符合我国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行的“保基本”的医改政策。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可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在参与器官捐献善举的同时,也能享受到移植医疗服务的正当权益,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新京报:器官移植手术的费用如何?

  黄洁夫:肾移植大约要20万。在我国发达地区,肝脏移植需要60万,在欠发达地区是30万左右。心脏移植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目前器官移植不在基本医保的范围内,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新京报:如果纳入医保,政府是否能承担得了这个成本?

  黄洁夫:我国现有不少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已将尿毒症病人透析纳入了大病救助,实际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能大大节约政府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病人移植术后生活质量,也大大优于透析治疗病人的生活质量。

  新京报:器官移植有望纳入医保吗?

  黄洁夫:很快了。器官移植在很多国家都属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之所以被纳入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不是因为手术费便宜,而是因为对病人而言,这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这是生命的权利,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中央政府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谈控烟

  今年两会未见委员抽烟

  新京报:今年两会的时候,看到委员抽烟了吗?

  黄洁夫:没有了,在会场内是没有烟灰缸的。从去年开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都下发了通知,禁止代表委员在会场内抽烟。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和百姓的观念跟前几年相比都有很大改善。

  烟草上瘾不能过于责怪抽烟的人。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每个国家控烟都有一个过程。这几年,我国控烟取得了明显进步。烟草企业是我国纳税大户,所以必须要妥善处理好民生和健康的关系。

  新京报:你是负责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生。高层领导抽烟情况怎样?

  黄洁夫:高层领导抽烟的情况比较少,很多领导都不抽烟或已经戒烟。邓小平同志在晚年生病时也戒烟了。

  新京报:领导干部有和你咨询戒烟的吗?你给他们提什么建议?

  黄洁夫:地方领导都会和我讨论抽烟的事情,以前他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比如他们说吸烟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预防非典、可以延长寿命等等理论。这几年,这种情况大大地减少了。我调研的时候,地方领导没有在室内抽烟的。

  新京报:有统计说北京近三成学校周边百米内有烟摊。有人说政府应该禁止校园附近的小卖部卖烟?

  黄洁夫:我向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根本的方法,控烟是应该通过教育的方法而非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比如学校和老师应该在学校对青少年介绍吸烟对身体的害处,这是根本。

  谈医改

  公立医院改革须引入竞争机制

  新京报:女孩怒斥号贩子的视频,您看了吗?当时有何想法?

  黄洁夫:有人把这个视频转给了我。看了后,很让人气愤。

  但我们要考虑,为什么社区医院没有号贩子?这也是我国医改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优良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及结构性的矛盾。简单说,大医院集聚了大量优良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沉不到基层去。

  新京报: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黄洁夫:医改从执行层面上,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关注不够,民众“看病贵、看病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我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

  新京报:医改措施的执行,在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黄洁夫:很多医改措施大多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落地。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有20多家,“九龙治水”,理念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医改的阻力,博弈各方都习惯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违背卫生经济学规律,经常事倍功半或无疾而终。

  新京报:有哪些解决办法?

  黄洁夫:今天中午吃饭,医卫界别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告诉我,号贩子出8000块来买他的号,他拒绝了。这号贩子不死心,找到了这个医生带的一个博士生,出3000块。我就想,为什么不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京报:具体来说呢?

  黄洁夫:我国的公立医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动高收入”的运行模式,现在大型医院业务收入每年以10%-20%的速度增长,医药增长远远超过GDP发展与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与医保支付的钱,有相当比例均花费在虚高的医疗商品价格上,这种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难以持续的。

  我以前说,我国没有一家真正的公立医院。因为医院要自己挣钱,因此有逐利的性质。这导致了医生给开高价药物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都是为了创收。

  我国“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推动医改中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新京报:政府的角色应该怎样转换?

  黄洁夫:政府的作用是“监管市场与支持创新”,而不是“计划性经济手段干预”,有些措施被证实阻碍了医改目标的实现,需要修正。

  政府的责任是支持和监管,应该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医疗规则,去建设一个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

  政府的政策导向不应是限制医生,而应鼓励医生勤奋工作,获得与自身服务相称的劳动价值和合法收入,要激励医务人员创新服务模式,为病人提供低廉高质的服务。

  新京报: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大任务之一是“去行政化”和“逐步取消行政级别”。这个改革进程怎样?

  黄洁夫:这个改革特别难,但也特别必要。上一届政府就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但是在我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相信,在这届政府任期中,能够完成这个事情。

  ★新闻内存

  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创新高

  去年,我国完成了11000多例移植手术。这是我国器官移植历史上移植手术数量最高的一年,同时也是质量最好的一年。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以前中国每百万人捐献器官的比率是0.02%,现在是2.1%,捐献数量在亚洲排在第一位。

  黄洁夫介绍,经过测算,肾移植的费用在20万左右。根据卫生经济学的分析,肾移植与透析治疗的比较,肾移植的医疗费用只相当于两年左右的透析治疗费用。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等治疗费用,仅是每年透析费用的1/3。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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