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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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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校史专家痛批东京赏樱广告: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 武汉大学的樱花,那是出了名的美。但是今年,当武大的樱花又接近盛放期时,事情闹大了——   3月7日,武汉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东京涩谷投放户外广告,称武汉为“世界樱花之乡”,并欢迎日本游客到武大赏樱。   这个广告迅速引发中日两国网民关注。在日本网民看来,广告称武汉为“世界樱花之乡”,是件难以理解的事;而在中国,这个广告更牵扯到武大樱花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一段史实。   很快,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校史馆布展人吴骁撰文:《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批评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   此后,武汉某新媒体广告公司通过其微信认证公号发表文章,承认是“东京赏樱广告”的策划者,但他们说:“我们也考虑过这可能比较敏感,提法有点夸张,但互联网时代就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然,你的信息就淹没在大海里。退一万步说,即使企业的营销行为有考虑不周之处,但广告上没有一个字眼在为侵略者招魂。”   文章还说,公司把“到武汉赏樱”改成“到武大赏樱”,是试图通过引起一个特定人群的共鸣,让这些人成为种子用户,病毒式传播以上信息。   但吴骁并不同意这种解释。   根据吴骁的考证,侵华日军占领武大后,于939年春天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大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而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在此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园里的第一批日本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事实上,关于武大樱花起源的历史,始终存在争议。在吴骁看来,“有部分武大师生和校友,他们觉得武大樱花起源的历史不光彩,极力想要为这段历史洗白,最近几年愈演愈烈,出现了非常荒唐的观点,说武大樱花最早是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由日方送给周总理,再转赠给武大栽种的,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说法。”   他说,当武大樱花日益引发游客和公众的兴趣,作为武大校史工作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清楚,该澄清的就要去澄清。 ?    武大樱花年年引来巨大人流   以下就是吴骁的文章,原载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动向新闻”。   吴骁—— 商贾不知亡国恨 跨海乱炫彼国花 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   近日,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正在着力打造“新花城”的华中重镇大武汉,又弄出了一个大新闻——本市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邻国日本首都东京街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看到这条消息,笔者实在是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既为这条广告本身的低级错误与严重失实感到荒唐可笑,同时也对其以极不妥当的方式令武汉市与武汉大学因“躺枪”而蒙羞深为不悦。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过去曾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樱花原产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地区,大约在唐代时传入日本,笔者以前也对此信以为真,但直到去年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刘夙先生的一篇科普文章《都别争了,樱花起源于哪里得听科学的》,方才明白——   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樱花只是“野生樱花”,当这一物种在数百万年前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时,地球上尚没有人类存在,其起源地也就无所谓国别之分。   而我们今天通常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   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就目前的绝大多数栽培樱花品种而言,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乃是日本所特有,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本事实。   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喜爱,这是举世皆知的。   数百年来,日本人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特别是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如此说来,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的确是名正言顺。   具体就我们武汉市各处栽植的诸多樱花而言,除了少量的本国原生品种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除了最富盛名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早系由侵华日军从该国引进之外,栽植规模最大的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其万多株樱花树也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   据说,磨山樱花园的规模之大,足以与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市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值得称道的美誉,但是请注意,“都”与“乡”的语意完全不是一码事,如果“樱花之都”这样的名号竟然可以被偷梁换柱地说成是“樱花之乡”,那可真的是连小学语文都还没及格。   事实上,同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不论是美国的华盛顿,还是中国的武汉,它们所拥有的诸多观赏樱花大多都是来自现代栽培樱花的发源地——日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樱花之乡”,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一座每到阳春三月便处处盛开着“日本樱花”的中国城市,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这些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不仅如此,这个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   武大校园的樱花虽与东湖磨山樱花园品种大致类同,但其具体来源却很不一样,后者大多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赠,尚可理解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是前者最早却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在谈论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时,经常会抱着一种“不顾事实,只求脸面”的基本立场,长期坚持一些基于虚假事实的错误历史认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观点便是——   由于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樱花早已死绝,因此,“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972年转赠的”,与侵华日军没有关系!   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如此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辈们是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给后来的学子一个脱俗的圣地”!敢问谁是“珞珈的先辈们”?在939年“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的侵华日军吗?!   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左右,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   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   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樱花树,仍然是在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综上所述,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实已经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园内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树,仍是它们的“后代”。   有些人仅仅只是因为第一批樱花树已不复存在,就要完全无视、抹杀掉这段历史,一厢情愿地把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种植史的起点从939年篡改、推后到973年,掩耳盗铃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战争期间校园沦陷敌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以至于在基本常识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将两种不同的樱花品种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和逻辑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退一万步讲,即使今日武大校园内所有的樱花树均与939年的那一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的。   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946年秋,当武汉大学师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岁月与苦难生活,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千辛万苦地回到武昌珞珈山之后,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不过,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但不论这些真正的“珞珈的先辈们”当年留下敌国“国花”的初衷是什么,相信他们在九泉之下,看到如今的某些武大后辈们如此歪曲甚至粉饰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定会深觉痛心疾首。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   其实,这一言简意赅的八字口号本身,也正是对待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为客观、理性与合理的应有态度,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也收到了实效——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又改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则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   行文虽极其简练,但这一表述显然是客观而准确的,比起那些只知一味逃避黑暗历史、攀附著名人物的荒唐论调,不知道要坦诚到哪里去了!   总而言之,这个所谓“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不仅仅是丢脸丢到国门外,在别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无知与轻浮,严重辱没了一座城市、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颜面,而且,拿“来武大赏樱”作为吹嘘“世界樱花之乡”的噱头,更是对我们民族昔日苦难与屈辱历史极大的不尊重!   我们试想,一个曾经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受害者,竟然会在昔日的加害者面前极力炫耀对方在自家地盘上留下的遗物有多么地美丽,甚至还狂妄无知地宣称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家的!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最后,笔者还想善意提醒一下所有搜集和引用过武大樱花相关资料的记者和编辑们——本人年前发表在互联网上的那篇名为《武大樱花史略》的文章,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曾不幸遭到过某些仇日“愤青”的无聊篡改——将文中所有的“日本”二字全部替换为“小日”,于是满篇皆是什么“小日国”、“小日人”乃至“小日樱花”……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与鉴别能力,以后不要再中招了!千万要注意——世界上只有“日本樱花”,可没有什么“小日樱花”!   (注: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动向立场)   作者简介:吴骁,武汉大学校史馆主要布展人之一,著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编有《武汉大学图史》等著作。      《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从“武汉,世界樱花之乡”的虚假广告说起》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2日,吴骁再次授权动向新闻发布文章——   武大赏樱正当时:珞珈山的樱花从哪来?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久负盛名,其校园也早已成为一处非常火爆的赏樱胜地。   对于武大校园的樱花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有些人常常会回答:“日本人种的。”从最初的历史来源来看,此说固然不假,但就近些年来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而言,这一论断显然就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尽相符了。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武汉大学校园内由学校自行培育和栽种的樱花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新的答案又越来越盛行了——“周总理送的”。   同是寥寥数字,与前一种说法相比,这第二种说法很显然又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而且距离完整的事实真相更加遥远。   “日本樱花”诞于东瀛   众所周知,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据某些生物地理学研究表明,世界上现有的00多种野生樱花的祖先有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地区,大约在数百万年前的渐新世和中新世时扩散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我们今天通常所谈论和观赏的樱花,实际上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栽培樱花”,与“野生樱花”有着极大的区别。   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表明,就目前的绝大多数栽培樱花品种而言,其育种核心种“大岛樱”乃是日本所特有,在中国甚至都没有野生分布。因此,“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本事实。(以上内容可参考刘夙先生的《都别争了,樱花起源于哪里得听科学的》一文)   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与日本的国民特性非常相近,因此,樱花一直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并逐渐成为日本人和日本国的象征。在日本,甚至有这么两句话——“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樱花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樱花”。   数百年来,由于日本人酷爱樱花,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   不仅如此,日本人在对樱花的长期追捧中,还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此外,从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樱花也随着侵略者的铁蹄被带到了很多地方。   我国很多地方都种有樱花,也有多处比较著名的赏樱胜地。除了一些本国原产品种外,中国的樱花很多都来自日本——要么是战争年代为侵略者所留,要么是和平时期以友谊的名义获赠。比如沈阳、大连(旅顺)、青岛等地的樱花,最早即是由侵华日军所引进,而南京中山陵、玄武湖、梅园新村,北京玉渊潭公园以及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等处的樱花,则均为日本政府或人民为表示对华友好而馈赠。   敌寇“国花”落户武大   武汉大学校园内原本并没有樱花。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城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同时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黉舍巍峨、林木葱茏的美丽校园。   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与“校前路”(即今日之“樱花大道”)   然而,到了937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园建设尚未完成,就碰上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不断沦丧。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大师生只得忍痛告别珞珈山校园,西迁四川乐山。   93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888-949)率领最后一批随校西迁的教职员离开珞珈山前夕,他决定留下少量教职员和校工负责看管校产。   当时,本校法学院经济系助教汤商皓(9-997)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熟悉日语,其夫人又是日本人,王星拱校长就要求他留校看守。   一开始,汤商皓再三推辞,但王校长仍“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最终,汤商皓被校长的“情辞恳切”所打动,决定“临危受命”,留守护校。   938年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几个月后,汤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帮助下,来到珞珈山校园与驻扎在此的日军联队长进行交涉。对方向他表示,日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随后,汤商皓又驱车巡视校园,不断见到“士兵进出”,“军车云集”,不禁感叹:“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   又过了几个月,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又与留校同仁再次前来交涉。此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   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   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藉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武汉大学校友汤商皓   正是在939年春,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   一般认为,日军在珞珈山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园里的这第一批日本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946年秋,在八年抗战中饱经磨难的武汉大学师生,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回到了武昌珞珈山。次年3月,他们看到,侵华日军在校园里种下的樱花树开花了,一共28株,均匀地分布在男生宿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楼栋前(每个楼栋前各有7株)。   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武大师生的心情非常复杂,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然而,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以上两张照片约摄于947年春或948年春,为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汉大学校园日本樱花最早的照片   友谊使者再临珞珈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已经是抗战结束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次落户武大的日本国花,已经不再是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   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在我国西南地区亦有大量出产)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976年开花。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第四教学楼对面的山樱花   983年月,为纪念中日友好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00株“垂枝大叶早樱”(又名“丝樱”、“垂彼岸樱”、“八重樱”等,原产于日本)树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和樱园,986年开花。 武汉大学枫园的垂枝大叶早樱   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日本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可惜长势不大好,成活率并不高,已成活的部分于996年开花。   砂田寿夫原为侵华日军士兵,在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成为战俘,随后,他与其他7000多名日俘被集中安置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在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收留他的中国农民放下往日的国仇家恨,以德报怨,宽大为怀,对其照顾有加。   砂田回国后,一直对中国老百姓的善良与恩德念念不忘。从987年到992年,他多次组织一些当年的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谢恩”,同时还赠送了大量的樱花树及其他厚礼,谱写了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一段佳话。   此外,989年春,武汉大学还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校医院旁的红花高盆樱   最近几年,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不过主要还是上述的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校园各处共有樱花树000多株。其具体来源可谓多种多样,除了本国出产的几处樱花外,既有侵华日军当年所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友人多次赠送的“友谊之花”。   “樱花虽美国耻勿忘”   长期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究竟有何历史内涵,它们到底更多地是国耻的标志,还是友谊的象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唯有完整、准确地把有关基本史实掌握清楚,才有可能据此得出既符合事实、又合乎情理的结论。   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不过,在武汉大学校园以及整个武汉地区,由于广大园林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日本樱花树的寿命能达到50年左右,而且长势比其余三种樱花都要好。957年,武汉大学对部分已经老朽的樱花树进行了更新,985年又补栽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条嫁接的方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繁殖移栽。   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890-966)在校园樱花道上漫步   939年由侵华日军种下的那28株最早的樱花树,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已陆陆续续地死亡殆尽,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约是在997年前后死去的。至此,我们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经不再是侵华日军当年所种下的那一批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学校近几十年来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樱花,基本上都是以侵华日军最早种下的那28株樱花树为“母本”的,从“血缘关系”上讲,均为它们的“后代”。   再考虑到在武汉大学校园沦陷于侵华日军之前,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外来植物品种本来就是由侵华日军以“国花”的名义引入珞珈山的,而今天让很多武大师生与游客如痴如醉的“樱花大道”之美景,不管它究竟有多么美丽,最早也是由侵略者“强加”给这个校园的,只是后来因为得到了历代武大师生的长期认可才得以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日本侵略者给武汉大学的校园烙上的这一“国耻”印记,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至于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由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的几批不同种类的樱花,那当然应该被视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少,其长势与观赏性也不如939年这批日本樱花的后代,再加上知名度也远逊于后者,因此很少为绝大多数武大师生和校外游客所关注,远远不能与占据主体的“国耻之花”相提并论。   当然,不论939年落户珞珈山校园的日本樱花给当时的武大师生带来了多少屈辱的记忆,作为一种著名的观赏类植物,它本身的美丽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所幸数十年以来,大多数武大师生均能以客观、平和、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它们。   如在947年的阳春三月,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张珽(884-950)教授,直接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刚刚开花的樱花树下,他向同学们介绍,这些樱花“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为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在这批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萧翊华(927-2007),来自湖南农村,曾饱受日寇侵华之苦。看到这些樱花,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而另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樱花又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对珞珈山校园里的日本樱花开始了长达60年(947-2007)的观测与研究,后来还获得了“樱花教授”的美誉。而他对日本樱花花期的记录,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早6年!   用萧翊华自己的话来说,他研究珞珈山日本樱花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樱花花期记录作为日军侵华的一项罪证,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记”,“向当年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证明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樱花教授”——萧翊华   985年5月,曾在武汉沦陷后留守护校的武大校友汤商皓重返母校,看到自己当年在珞珈山校园所亲眼见证的第一批樱花树,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Washington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武汉大学人文路上的樱花树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学校又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并在其侧面铭刻的文字上明确指出:   武汉大学的樱花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军队攻陷武汉后,于939年春从日本运来樱花苗木,栽种于此。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群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 武汉大学“樱园石”   图文综合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动向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