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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史话】傅斯年:不拿学位的“读书种子” 3月26日是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诞辰120周年。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在胡适看来,傅斯年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让我们来聊聊傅斯年的故事,走近这位胡适先生眼中的“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的人。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作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傅斯年名满天下,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轶事。   傅斯年出身名门望族,1913年入北大预科部,师从黄侃、刘师培等大师从而打下坚实的国学底子。1920年,傅斯年考取庚子赔款负笈欧洲,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物理学、化学等。1923年9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等。傅斯年留学海外七年,但却不拿一个学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一位在文化上承先启后、无功利之心的读书人。   “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被称为“学霸”,实际上他很看重有学问的人。傅斯年十分钦佩陈寅恪的学问,曾对人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抗战时,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同住一栋楼。傅斯年住一楼,陈寅恪住三楼。每次“跑警报”的时候,别人争先恐后地往楼下的防空洞跑,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往楼上跑。他是怕陈寅恪睡觉听不见警报,加之陈视力又不好、行动不便,怕他遇到危险,所以急忙上楼搀扶陈寅恪下楼。   20世纪40年代,中研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坚辞不就。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傅斯年不厌其烦地劝说,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疾恶如仇,人称“老虎”、“大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不畏权贵,撰文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两位权贵。罗家伦曾说,傅斯年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的人。事实上傅斯年是个很讲原则的人。抗战胜利后,他代胡适接管北大。对于那些在北大沦陷时曾出任伪职的职员,不论多么有名,傅斯年一概开除,并称“汉贼不两立”。晚年执掌台湾大学,为刹住招生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纸发表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那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劝至亲好友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不仅如此,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一告示牌:“为子女说情者,请免开尊口!”   读书人的本色   傅斯年对西方汉学家,只佩服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他都称为“洋骗子”。留学不求名,做事不当官,正是读书人本色。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愿意与人合作。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他很是不屑,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没有梦想,特别没出息。1928年夏,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作序。他写下这样的话:“读书只是一种路径,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所在。”   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所有职务。在教学方面,傅斯年有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主张学校也是要“训练”的。但这种训练不是要把学生变成“艺徒”,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既有牢固的知识,又有诚实的态度,还有动手的能力,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   1950年,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题目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轲的夫子之道,也是傅斯年的做人之道。   建一流图书馆   傅斯年有一个观点: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大量的藏书,要建一流的图书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3年,最为得意的就是为史语所积累了二三十万册的藏书。西南联大时,北大、清华的图书来不及撤离,整个昆明就只有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完备。当时,好些人做学问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有的人为了做学问,甚至不惜调到史语所。   史语所迁往四川时,山高路远、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搬迁路径,并指定心细认真的那廉君负责护送,自己则时加监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21万册图书装进600只大箱,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间开箱上架下架多达12次,但图书丝毫无损。   落户李庄后,傅斯年特意租用了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当时史语所的这批藏书不仅供史语所同仁用,还供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共同使用,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很少有人能想到,史语所的这些藏书很多是傅斯年亲自购买的。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书铺为史语所采购。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傅斯年和不少书铺老板成为朋友,这些人一有新书首先想到傅斯年,自己送上门来供傅斯年挑选。   (文章来源:现代教育报 文/史飞翔 钱浩宇文章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谢谢合作!)